2014.05.09 04: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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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科技應用的快速發展和普及,相信不少人在認同它所帶來的便利之餘,也逐漸感受到一股被取代的焦慮和恐懼。
誠如麻省理工學院數位商務中心E. Brynjolfsson與A. McAfee博士(以下簡稱B&M)於2014年的新作《第二次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所述,當前全球社會皆面臨技術性勞動力(skilled labor)攫取經濟發展大多數的果實,而過去熟練地執行經常性工作者,則因效率不比機器,被迫轉而從事不需要專門技術,但薪資低廉的勞力性工作,M型化社會於焉產生,也呼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 Tinbergen所提之「不均是教育和科技進步競賽的結果」。
以台灣為例,一般咸認為勞動市場供過於求,導致台灣平均薪資成長停滯。但更核心的問題是就業市場的一般性勞動力供過於求,具專門技術的勞動力卻供不應求。而且,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甚至高於其他學歷,也凸顯出培育專業智能勞動力的大學教育出現失能現象。因此,在透過技職再教育將部分不具專門技術的勞工轉變成技術性勞工或加強產學連結度等方式之外,更應善用當代科技進行數位學習,像是藉由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的低成本特性,複製最好的師資、教材及教學方法,並讓師生可因課程中的反饋而進步,提高教育的品質與可及性。
因此,若要解決國內創新動能不足的問題,就必須在台灣公平的法治基礎、充裕的市場資金等優質創業環境潛力的基礎上,鬆綁相關法規以吸引全世界優秀的人才,並將資金引導至創業領域,方能重獲創業環境的優勢。
第三個因應之道,則是財政政策思維的轉變,加強基礎建設及重塑租稅制度。良好的基礎建設(網路、交通、發電、水利等)可優化經商環境,提高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進而增進經濟成長的潛能,這也是十大建設啟動後,台灣經濟快速起飛的主因。但如今因戰後嬰兒潮人口屆退,讓台灣社會福利支出壓力倍增,排擠以基礎建設為主的政府投資,使其自2010年至今,已連續五年衰退。若要扭轉此一困境,政府不只要提高基礎建設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更需靈活調整稅制,以支應增加的基礎建設。
綜上所述,1890年後經由電氣化開啟的第一次機器時代,帶動半世紀的生產力快速成長,而當前由資訊科技領軍的第二次機器時代,不只擁有全面性的革命動能,其對人類文明的驅動力更不亞於電氣化的問世;唯一缺憾之處,便是與其相伴而來的不均問題。因此,上述論及的三個面向都具有相同的政策目標,便是在機會平等的前提下,點燃經濟成長引擎。假若政府能依據如此原則規劃未來的經濟政策,相信可在順應時代發展的同時,亦迎接更平衡的社會所得及資源分配。
全文網址: 逆轉M型化社會之惡的三大策略 | 社論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664204.shtml?ch=rss_endpopular#ixzz31CjroD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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